今年6月，中国15年来首次大规模进口美国玉米的消息引起国际市场广泛关注。随后，占世界总进口量54%的中国大豆进口量再创历史新高。事实上，今年中国在海外大量采购的重要农产品还不仅限于玉米和大豆。

近来中国大量进口越南、泰国等国大米，中越边境的大米走私也非常频繁；目前政府粮食采购遇到不少困难，比如在江西和黑龙江等地都出现了农民持粮观望的现象；国内粮食、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按照常规理论，“黑市走私猖獗”、“农民囤粮”、“粮食以及农产品价格非理性上涨”，都是粮食安全出现问题的细小而重要的指标。

8月26日，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粮食安全工作情况时指出，中国保障粮食安全面临包括粮食产需缺口扩大，水土资源约束增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强，种粮比较收益长期偏低等严峻考验。

境外媒体和分析人士对张平报告的解读惊人的一致：未来10年中国维持粮食自给自足将面临巨大挑战。用詹姆士的话说：“这个挑战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水资源稀缺，人均耕地面积小，人口多需求大这些都是基本面因素，无法改变的。”

目前不确定的是今年中国粮食生产和需求会对全球农业大宗商品市场产生多大影响。中国政府一直把一些重要粮食数据视为国家机密。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所长樊胜根博士。刚从中国考察回来的樊胜根肯定地表示：“中国目前粮食储备充足，自给自足仍然非常高。其他主要国家的粮食储备也不成问题，2007年至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不会重演，目前最需要警惕的是心理因素，比如全球范围内的恐慌性屯粮，哄抬粮价等炒作行为。”樊胜根认为，各国政府采取的限制粮食出口、在粮食储备充足的情况下依旧大量进口等政策行为容易给市场造成误导，造成民众不必要的恐慌。

中国2010年前7个月玉米进口量同比大增，这对美国农业部、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美国谷类协会等而言，绝对不是担忧，而是惊喜与期待。他们相信未来中国玉米的市场将和大豆一样潜力无限。

国际市场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持续关注，使得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9月14日于天津举行的第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时再度强调：当前中国粮食储备水平很高，库存充裕，国内粮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8%的安全水平，对粮价的调节能力强。

尽管目前中国粮食自给率仍高达99%，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关于中国需求增长最终将导致全球粮食紧缺的另一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一直很有市场，而2007年至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期间，这一声音一度达到极高的分贝。

中国农业部最近公布的2010年前7个月玉米进口量比去年同期增加56倍这一惊人的数字，被英国《金融时报》 形容为“重新点燃了人们对中国粮食安全可能影响全球农业大宗商品市场的担忧”。

然而这个数字对于詹姆士的客户而言，绝对不是担忧，而是惊喜与期待。詹姆士所在公司的直接和间接客户包括美国农业部、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美国谷类协会等。

“多年之后，中国重新向美国玉米敞开大门，使得我们的客户相信未来中国玉米的市场将和大豆一样潜力无限。”詹姆士说，他最近收到的客户反馈都是要求重点盯牢中国市场和政策面对美国玉米的接受程度，尤其关心中国消费者对于“转基因”农产品的整体接受度。

前不久，被问到如何为美国玉米打开中国市场，消除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方面的顾虑时, 美国谷物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多尔毫不犹豫，信心十足地表示可以借鉴多年的转基因大豆经验。

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从1995年起，中国开始从国外进口大豆。到2000年，中国大豆年进口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004年4月，中国农业部正式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从此，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大豆主产区国家的转基因大豆产品获得了永久性进口保证，长驱直入地进入中国市场。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报告，今年国产大豆的产量在1450万吨，但是进口需要4750万吨，这意味着目前中国国内的大豆需求80%以上依赖进口。而这些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与国产大豆相比具有价格低廉、出油率高的特点，给国产大豆种植产业和豆农带来灾难性的冲击。有专家悲观地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大豆这个中国人在黄帝时代就开始种植的传统作物、很长时间一直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农产品，将彻底从中国大地上消失，届时是否要对转基因大豆进行专门标示的问题也将不复存在，因为到时候市场上将全部是进口转基因大豆。

随着源源不断的转基因大豆一同叩开中国大门的还有世界四大跨国粮商：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据悉，这三家美国企业和一家法国企业垄断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控制了国内40％以上的大豆压榨能力，使得国产大豆产业从种植到加工全部边缘化，基本处于“沦陷”状态。

缺乏游说和公关经验的中国农民和粮食企业，不懂也不知道要如何向本国的决策层和谈判代表传达自己意见和诉求。相反，代表外国利益的农业游说团体却把他们的游说经验直接克隆到中国。

目前看来，在大豆问题上，决策层存在战略性失误。当时考虑问题不周到，是决策过程不透明，缺乏公开讨论的结果。当然，国外的利益集团、跨国粮商的游说工作做得很成功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的政策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国外的转基因大豆在国内畅通无阻，而国内的豆农却被禁止种植转基因大豆，使得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在国外转基因大豆的倾销下毫无竞争力。如果你不允许国内豆农种植转基因大豆，那么就应该限制国外转基因大豆的进口。

禁止国内种植转基因大豆，当时的考量是害怕影响中国大豆的出口，因为欧盟、日本等市场限制甚至禁止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但是在他看来，目前遇到的尴尬局面是国内市场被进口转基因大豆占领，而国产的非转基因大豆在国外也不是卖得特别好。

当时中国之所以会对美国大豆敞开大门，除了填补中国市场大豆需求的巨大缺口之外，平衡两国间贸易逆差、缓和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那段时间大豆是中国派来美国贸易采购团采购清单上重要的一项。

正是在“顾全中美贸易大局”的前提下，中国对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转基因大豆取消了安全评价期，使中国成为当时全世界唯一进口转基因粮食不需要安全检测期的国家。

前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也曾毫不避讳地谈起，代表美国农民和粮商利益的农业游说团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所起的巨大作用，“30年前，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农业专员。在谈判过程中，我遇到什么问题，需要什么背景知识，我会打电话询问相关的说客，他们能很快地清楚地向我传达他们的客户在进入日本市场时所面临的困难和贸易壁垒。”

而缺乏游说和公关经验的中国农民和粮食企业，不懂也不知道要如何向本国的决策层和谈判代表传达自己意见和诉求。相反，代表外国利益的农业游说团体却把他们的游说经验直接克隆到中国。在美国，代表外国利益向美国政府部门游说的个人和团体将受到严格的法律监管，一举一动基本上都是暴露在阳光下的。由于中国没有相关法律限制，代表外国利益的说客如入无人之境，在各部门之间穿梭自如，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决策层。

樊胜根提到，他不久前在中国一个会议上首次提出“双重标准”的观点后没过多久，就接到来自美国政府机构，各大粮商代表和各类行业协会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善意地“提醒”他的言论违背世界贸易组织（WTO）自由贸易原则。

樊胜根坚持说：“我并没有鼓吹要中国政府限制大豆进口，也没有建议立刻放开转基因商品化种植的限制，我只是指出存在的不公平的政策。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是关心全球粮食安全的非政府组织，保障农民的利益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我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能站出来参与讨论，希望中国在玉米政策方面不要重蹈大豆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