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今年小麦进口量较往年显著增加，7月进口小麦132148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5%。1-7月小麦进口总量为102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我国小麦的大量进口的原因是今年水灾等一系列天气原因也令小麦减产，同样，入夏以来国际市场也因异常气候袭击小麦主产区而导致小麦供给偏紧，价格上涨。通过进口小麦来增加国内总供给，从而起到平衡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而能对减缓通胀压力起到一定作用，从纯粹微观经济学理论上看是合理的。小麦进口好处甚多，既可以维护粮食安全、稳定粮价物价、平衡国际贸易顺差过大等问题，但对农民增收问题特别不利。

       粮食丰收，供给过度，粮价疲软，农民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而当粮食歉收时，原本农民已经受损，即便粮价上涨也未必能弥补歉收带来的损失，如果通过进口粮食来平抑粮价，对粮农无疑是雪上加霜。减少小麦进口，以此提高农民收入，对农民增收和整个社会福利来讲，是更为合情合理的选择。

       当前全球粮食需求与2007-2008粮食危机时期存在显著差异。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油价只有危机时的一半，全球粮食需求平稳增长，不大可能重现当年的危机。基本面不支持小麦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并在较长时期保持高位。从国内来看，近年来，我国小麦基本能够自给自足，出口和进口的量都不大，占国内小麦总产量的比重都在1%以内。今年我国小麦产量1.14亿吨，仅比 2009年减产1%。今年不利气候环境给我国粮食连续六年创丰收记录的势头造成威胁，但还不至于造成小麦大幅减产。库存水平仍然在合意范围之内，国内小麦库存足以应对小麦供需缺口。大量进口小麦，有对国际粮价上涨过度反应之嫌。

       政府提出要把今年CPI控制在3%，而7、8两月CPI已连续超过3%，粮价是其中涨势最高的之一，因此进口小麦以平抑粮价，稳定物价，实现CPI达标的民生目标，成了一个看似合理而有说服力的逻辑。但这一观点有两个问题，一是，食品价格上涨虽然是CPI上涨最主要的动力，但粮食所占的权重很小，根据国泰君安宏观研究的估算，只有2.35%。同时，小麦价格的上涨并未引发水稻、大豆等其他粮食作物价格的全面上涨。小麦价格的上涨对CPI的直接影响很小。另外，猪的主食并非小麦，小麦价格上涨对猪周期的贡献也不会很大。二是，长期以来，天气等不利因素造成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绝大部分被流通环节（运输、包装、储存、销售等）所获取，农民真正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因此，稳定粮价主要工作应放在打击农产品投机上，而非刻意打压粮食收购价格。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低粮价政策，再给农民各种补贴，因而小麦等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不温不火。直到今年，小麦价格才开始上涨。通过进口小麦来增加国内供给，从而平抑物价，实际上是以农民的利益损失来补贴城市低收入者。在城市人均收入远高于农民收入的今天，这样的做法只会让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当小麦价格因为正常的供需关系而出现上涨时，让农民充分享受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同时对城市低收入者，政府进行一定的补贴，这样的做法更为公平，也更为经济。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小麦出口国，是我国的第二大进口国，我国进口美国小麦对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一定帮助，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进口小麦的总金额并不大，占顺差比重很小，美国也无意通过扩大对我国的粮食出口来缩小逆差。事实上，7月份我国主要增加了对澳大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小麦进口，如澳大利亚7月向中国出口的小麦总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9倍。

       这些年来，尽管一直在呼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城乡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达到3.3倍。缩小差距除了依靠城市化、农业补贴之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增加农民收入，是重要的手段。种粮农民在整个农产品产业链中居于弱势地位，短期内，政府对物价的敏感远远超过农民收入，国内粮价的上涨势头往往被政府的价格和总量控制措施缓和，这压抑了农民增收。如今，这一不合理现象亟需改变。

       本轮粮价的上涨是在心理预期和投机资金的共同推动下出现的。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而进口量的全球排名则在30开外，小麦进口量不足总产量的1%，不会因为国际市场上的小麦缺口而出现严重的供给短缺。因夏粮减产、劳务成本和种苗价格的上升而抬高夏粮收购价格，是小麦市场正常的供需调节。在小麦价格可控上涨的前提下，勿以小麦进口抑粮价，让粮农充分享受价格上涨带来的市场化收入增加。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低粮价政策，再给农民各种补贴，因而小麦等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不温不火。直到今年，小麦价格才开始上涨。通过进口小麦来增加国内供给，从而平抑物价，实际上是以农民的利益损失来补贴城市低收入者。在城乡收入差距已达3.3倍的今天，这样的做法只会让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缩小差距除了依靠城市化、农业补贴之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增加农民收入，是重要的手段。种粮农民在整个农产品产业链中居于弱势地位，短期内，社会上下对物价的敏感远远超过农民收入，国内粮价的上涨势头往往被政府的价格和总量控制措施缓和，这对弱势的农民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