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二、三事

原农业部副部长     石山

　　一、钱老把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推广到我国农业

　　1978年春，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从事农业现代化实验县工作（注1），不久，钱老托人转告我这样一段话：“农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如果不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搞出一个规划，按规划实施，谁来指挥都是瞎指挥。”这话十分友善,但份量却极重。

　　我立即向李昌报告，他说“这个意见好，办培训班，请他派人来讲课。”

　　当时培训班授课对象是五县四所（见注1）有关人员，农业系统的一些技术干部听到消息也跑来参加，科学院的态度是，“来者欢迎。”钱老派了两位副教授来授课，连办数期。办班后，这5个县便按照刚刚学到手的系统工程的方法研究和编制各县的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第一批采用系统工程方法编制经济发展规划的县。

　　在五县搞规划过程中，我们到湖南桃源县考察，有意思的是，起初那两位搞系统工程的副教授认为，“农业比较有规律，半部系统论就能解决问题”。当这两位脚踏实地考察山区时，一看到海拔高度不同植物分布差别很大的现实时连呼“太复杂了”，偏巧下山又赶上一场冰雹，转眼间什么都变了，他们立即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农业变动因子太多，其二，接口无定型，总结论是：农业太复杂了，我们的系统论实在不能完全解决农业问题。他们的思想变化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由此开端，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在农业系统推广。许多地方自己办班，主动请两位副教授去讲课，他们始终有求必应。后来的生态农业县建设活动，各县也用此方法搞发展规划。这类县最多时达200多个，我于1982年冬离开科学院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顾问，仍继续关心这项工作，但没有经费支持了。由于山东搞的很突出，我们找到省委书记梁步庭请他帮助推动，具体要求是，给20万元，资助出版一套“农业系统工程丛书”，在山东农业干部学院成立农业系统工程系，我们把这称为：20万元，一套书，一个系，把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推广到更多县市。他全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丛书按时出版，成为许多培训班的教材，它把系统工程与农业技术完全结合起来。

　　后来钱老见到我说，把系统工程运用到农业上，你们立了一功。其实该说，是钱老的真知灼见和积极推动促成的。

　　还有一事也该一提，在用系统工程搞规划时，大家都感到，我们讲农业八字宪法，后来加上气（象）、微（生物）二字，称为农业十字宪法，实际上还是十字各自为政，如何组装起来协同行动的问题并未解决，全凭执行人员的自我主张，各人理解不同，做法也就千差万别。当我们接触到钱老提倡的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后，农业建设的方法论应该能够从十字各自为政的单因子论提升到系统论的阶段，应该发生一个质的变化，我们目前的实际执行情况又怎样呢？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二、钱老对振兴草业情有独钟

　　作为一位与农业并无关系的物理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20年间，钱老就我国的草原牧区建设、草业振兴给有关人员、机构、直至国务院领导写的信函、建议收集整理出来的就有42次之多，我们一些终生从事农业工作的人都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和执著精神。

　　更重要的是这些信函、建议中所体现的见识和魄力。

　　1989年初，谈到任继周教授、杨显东副部长关于草原破坏，再不抢救，就是罪过时，钱老认为“在我国要把草业搞起来，就得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他给国务院领导写信，“问题最严重的是43亿亩草原和大约2亿亩沿海盐碱草滩，…这45亿亩年产值才几十亿！但…搞好了，真正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年产值可以达到几千亿人民币！…建议国务院考虑设国家草业局，专管草原及草滩。”钱老预言“将来到二十一世纪，国家会有草业部”。20年过去了，我们的草业建设仍裹足不前，回头再看钱老搞大草业、设立专门机构的思路，实在值得深思，到底能不能下决心设立专门机构大搞草业，还有几个20年容我们犹豫不决，群众又能等我们多久呢？

　　钱老在《内部参考》上看到有人说我国人民吃肉不能靠草原，因为近30年草原畜牧太困难，不如在农区搞肉。钱老说“说这种话的人是目光短浅，…草原就不能进入良性循环吗？”草原毁坏了，就龟缩回农区，这算什么思维，农区再被加速毁坏，人还能退到哪？钱老主张靠现代科学技术重建草原。一个搞物理的科学家，看到这样一条并不起眼的议论，都会联系到我国草原建设，他的信息量、科学家特有的视角、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令我惊叹和钦佩。

　　钱老常说自己对农林牧专业不在行，提出农业系统工程、草原系统工程、林业系统工程都是外行人的呼吁，算不了什么，要有行家实干，才能有效果。但钱老这个外行人的呼吁，有农林草协调发展的大农业思路，有放眼草原、滩涂、山区、农区在100亿亩上搞好大农业的胆识，有探讨遵循系统内在规律的智慧。问题在于，我们这些“行家里手”听到这种“外行人”极为“在行”的呼吁，又何所思，何所为呢?

　　我在前几年曾诌了首打油诗，以抒发自己的心情：

　　引种牧草思汉武，（注2）

　　创建草业赖钱公，

　　灌丛草地新思路，

　　草原定将振雄风。

　　可惜，钱老有生之年只见到一年凶悍过一年的“沙尘暴”，却没能看到新的“草原雄风”。

　　三、谈到黄土高原治理时，他立即想到一位学者的28字诀

　　黄土高原怎么治理，钱老很有想法，他认为西部开发不能用东中部的方法，西部要搞林业、草业、沙业，不能搞粮食。讲到黄土高原治理他就想起了朱显谟院士的“28字诀”。1995年，钱老看到《科学导报》杂志有一个时期常刊登水土保持方面的文章，在给杂志负责人的回信中，钱老提议“可否向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水利部的水土保持研究所朱显谟院士约稿？因为朱显谟院士提出了黄土高原国土整治的‘28字方略’即‘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

　　我非常吃惊钱老不仅知道朱老有个28字诀，还能详细写出这28个字，更让我震惊的是钱老不说那是“28字诀”，而尊称那是“28字方略”。

　　朱老一生研究黄土高原，把自己毕生研究、实践所得浓缩成28个字，朱老自称那是“28字诀”。上个世纪末，朱老曾向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当面讲解了“28字诀”，并得到肯定和表扬。可惜，讲过之后，没有发挥作用，一生心血，又符合自然规律的论点，就是不能进入决策，成为国家治理黄土高原的方略。

　　钱老慧眼识得真金，疾呼国家应采用、实施那“28字方略”，但钱老关于草业的呼吁、关于大农业的呼吁…还不是和朱老“28字诀”的命运一样，念及此，令人想起“读书人一声长叹”的诗句。

　　朱老的28字方略，对整个山区建设有普遍意义，不仅黄土高原要这样做，所有山区都应该这样做，只有蓄水自用，山区的林业和草业才能发展，畜牧业和经济林才能发展，相应的加工业才能发展，山区人民也就富起来了。

　　朱老的蓄水自用思想，又引出我国水利建设的新思路，引起水利思想的大改革，特别是北方，南方水多，山区蓄些水，不影响下游用水。

　　北方山区蓄水自用，北方的沿海城市和黄河、海河、辽河平原用水怎么办？这些地方的地下水再不能继续抽了，地下漏斗区已十分严重，这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做法。不仅不能继续，还得还债。

　　唯一的办法就是大搞海水淡化，国际上海水淡化早已商业化了，每天海水淡化量已达4000多万方，我们仅几万方，太落后了。根本原因是政策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南水北调是国家投资，大家伸手向国家要水，不管成本如何高。只有国家投资搞海水淡化，沿海城市伸手要水的情况才会改变。

　　海水淡化应该是一项国家级的大工程，又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搞海水淡化，可以解决沿海城市生活用水、工业用水问题，与制盐业结合可以腾出几十万亩盐田，沿海大量的盐碱地可以利用起来，可以回灌三大平原的地下漏斗，使三大平原的地下水位得以逐渐恢复，成为可永续发展的农业生产基地，可见，海水淡化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效果是巨大的，对于富民强国与和平崛起也具有战略意义。这项工作应该早日决策并行动起来。

　　注1：1978年春，李昌找到江一真：“我要搞农业现代化实验县，你给找几个人”，江推荐我去。这样，我就被调到科学院。

　　科学院当时确定5个实验县：湖南桃源（学大寨先进县），成立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负责；河北栾城（大寨县），成立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负责；黑龙江海伦（一般县），成立黑龙江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负责；宁夏自治区固原（贫困县）、盐池（贫困县），收回已下放的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负责两县的实验工作。这就是所说的五县四所。科学院的这个农业现代化实验研究布局气魄很大，东南、西北、东北、华北、平原、山区、干旱、半干旱、农区、半农半牧区、先进县、一般县、贫困县都包括了，这样搞出来的经验才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最初，科学院由已有的支农办公室负责农业现代化实验县工作，我去后接任主任；1979年改为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我任主任（有个材料说我是副主任，搞错了，有档案可查，顺便更正一下）。

　　注2：汉武帝引进血汗宝马，称为天马，天马只吃紫花苜蓿，汉武帝遂引种紫花苜蓿，先是皇家种，后来百姓也种，并引入农业轮作系统，直到解放前西北地区普遍实行这种耕作制度。秦川牛、关中驴皆因吃紫花苜蓿而成为优良品种。

　　（本文由石山口述，石小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