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的朋友跟我讲，原以为连年农产品丰收，会有价格下行的压力，而现在是全面上涨。

不久前碰到一个在政府做政策研究的朋友，说起此事，他说是农民学聪明了，将自己劳动力价格上涨计入了农产品。我讲是政府明白了，每年按计划上调粮食收购价来增加农民收入，因为中国主要粮价比海外市场还低20%～30%，农民多年来对工业、对城市的奉献也应该获得相应的补偿。而其他农产品价格则受到城市成本的强烈牵引。

土地和地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工资就开始倒逼着涨——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涨。这可能是政府最当心的货币向CPI传递的通道。

其实中国的物价通胀早就飞得老高了。服务性价格最大成本是什么?是地价，好在很多服务性价格进不了CPI，这是唯一值得安慰的，市场很喜欢，因为楼价股价可以继续炒。

小麦、面粉没涨多少的话，餐馆的阳春面就不能涨，这样的逻辑，只有发改委会这么想。郎咸平说中国的日常消费品跟美国差不多，稍好一点的消费品(甚至很大部分原产地就是中国)都比美国贵得多。而中国家庭收入只相当于美国人的十分之一。

很简单的道理，中国的商业成本根本不支持厂商“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面对伴随地价快速上升的商业成本，只有靠着高价低量策略为生，国内卖不出去的，就靠政府财政补贴卖到国外去，到国外倒是可以实现“薄利多销”。因为国外的资产价格低。

转了一圈，你可以看到中国式通胀的路径：货币——资产——物价，当然这个物价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价，而非统计局的CPI。

很多人讲，中国的货币难以传到物价，理由一是资产泡沫是物价通胀的灭火器(因为过多的货币被吸收了)，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修炼的经济学。道理我上面讲了很多。货币——资产——物价在中国从来就是通的。

理由二是过剩产能抑制通胀(诸如此类的道理如产出缺口、储蓄大于投资等)。产能背后是资源，资源总是有瓶颈的。因为资源基本完成了寡头垄断的市场布局，所以需求下降时，不是降价，而是限产。制成品产商饱受其苦后(利润压缩)，它也只能减产能，供给比需求掉得快。

坦率地讲，我对传统的产出缺口对通胀压制作用越来越不信任，在全球化高速推进十余年后，现在的产品价值构成中，制造部分的附加值占比越来越低，而基础原料和无形资产的高附加值成为主体，以钢为例，铁矿砂和焦煤的成本就占到了钢价的70%以上。

理由一和理由二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相关的，产能过剩、产出缺口、储蓄大于投资的根子在于收入分配恶化，有效需求才会不足，国内形成的购买力与产能相比极其悬殊，才会有顺差。

另一方面则是越贫富悬殊，越可能形成资产泡沫，这是个经济规律，财富越是向少数人集中，资产就越成为资本追逐的游戏，甚至一些原本看起来只可能是消费品的东西，也可能脱离消费品属性，成为资本品，如水仙花、如普洱。天方夜谭吧，当中国的大蒜和辣椒都成为过剩资本攻击的对象时，这个国家的通胀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

当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资产泡沫中消磨殆尽以后，剩下的结局就是滑向滞胀。

有时候回过头来看，危机后的美国我倒是觉得真的有希望，若真的起用沃尔克上台，狠杀投机和华尔街的资产泡沫，这个国家的人就会开始回归实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