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以来，小麦收购价一路攀升，国内粮价开始了新的一轮上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今年参与政策性收购主体的增多，特别是中粮、华粮等国资巨头的加入以及以益海嘉里为代表的外资企业进军中国粮食收购市场，竞争性收购导致了粮食价格的上涨。但是，收购主体的增多并不必然导致粮价上涨，正如需求上升并不必然导致价格上涨。任何时候，脱离供给谈需求，或者撇开需求谈供给，都是片面和不合适的。近一个月来，小麦价格上涨得最凶，但是小麦也是供给最为充裕的品种。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夏粮连续6年增产的势头今年戛然而止，但是小麦持续增产的势头仍然在延续。2010年占全国夏粮产量90%以上的小麦产量仍保持继续增加势头，全国夏收小麦产量超过上年。其中冬小麦产量10879万吨 (2176亿斤)，比上年增加近100万吨(20亿斤)。美国农业部预计2010/11年度中国小麦的库存将达到6488.5万吨，库存消费比例达 61.3%，是中国所有粮食品种库存消费比例最高的。可见，小麦需求上升，但是小麦供给也是上升的，在这种情况下，因收购主体增加导致的需求增加就不一定是价格上涨的真正原因。

在提到收购主体增加、收购市场竞争激烈的同时，农民惜售也是经常提及的原因。那么，在小麦连续7年丰收，收购价格已经大幅高于去年的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还要惜售呢？答案在于通胀。也许粮价的上涨足以弥补生产成本的上涨，并让农民的种粮收益高于去年，但是这并不足以让农民满意。是农民贪得无厌吗？不是。因为农民的种粮收益即使高于去年，但种粮行为仍可能导致农民变得相对更加贫穷。为什么？从两方面予以解释。第一，农民卖出粮食获得的是货币收入，由于通胀导致货币贬值，这增加的收入可能不足以抵消货币购买力的丧失，表现为农民的绝对处境反而变差了。举个例子，假设农民去年种粮获得的收益是2000元，今年是2200元，从货币上看，收入增加了10%。但是，由于通胀导致农民需要购买的商品或服务譬如农资、医疗、建材、子女教育、出行等价格上涨超过10%，那么今年2200元的购买力还不如去年，这样表面看农民收入增加了，但实际变得更穷了。农民自然对当前的粮食价格不满意，还希望价格再涨一点，这就导致了惜售。当然，现实看，当前通胀侵蚀的货币购买力并没有完全抵消粮价上涨带来的货币收入增加，农民还是可以从粮价的上升获得绝对的好处。因此，通胀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原因。接下来说的第二个原因才是关键性的。

在经济学看来，一项行为是否具有经济效率取决于收益和机会成本的比较。只有收益大于机会成本的行为，才是有经济效率的行为。这里面，机会成本是指因为当前的行为而放弃的其他行为所能带来的最大收益。譬如，假设一块地上种玉米是最赚钱的，可以赚1000块，次之是种大豆800，再次是小麦700。那么种玉米的机会成本就是800，种大豆、小麦或其他一切作物的机会成本都是1000(放弃了种玉米的收益)，大于其收益。只有种玉米才是具有经济效率的。就绝大多数农民而言，他有两个选择，或者种田，或者外出打工。种田的机会成本就是打工的收益，打工的机会成本就是种田的收益。今年以来，各地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制造业工资也普遍有较大幅度上涨。这样的话，打工收益增加的幅度大幅高于因粮价上涨而导致种粮收益增加的幅度。也就是说，种粮的机会成本突然增加了很多，在种粮收益增幅有限的情况下，农民选择种粮的行为是越来越缺乏经济效率的。这就倒逼农民寄希望于通过惜售来进一步抬高粮价来获取一定程度的弥补。这才是粮价上涨、种粮收入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仍对粮价不满意的关键原因。那么，这又和通胀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最低工资、制造业工资的普遍提升也是拜通胀所赐。有人说，制造业工资的大幅提升标志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我们不这样看。在房价居高不下、城市生活成本显著上升的情况下，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下降，加薪仅仅是避免了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根据国家公布的CPI，2000-2009年10年间，中国物价水平累计上涨了20%。然而，我们看到的报道却是农民工工资10年不涨。现在的涨工资，仅是对因货币贬值导致实际工资下降的弥补。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很难说有实质性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均耕地太少，很多地方务农的收入是相当低下的，不足以维生，农民工工资即使10年不涨，务工的收益仍然是强过在家务农。

上面的分析清楚地揭示了通胀对粮价的影响。它侵蚀了农民种粮所得，让种粮收益打了一个折扣，逼迫农民以更高的价格售粮以挽回损失；它迫使制造业提升工资，从而提高了种粮的机会成本，给粮价上涨以直接的动力。这就是粮食持续增产、连年丰收的情况下，价格水平仍然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因此，稳粮价需要稳通胀，而通胀从根本上则是货币发行过多的结果，因而，归根结底，稳粮价需要稳货币。